城市垃圾　滚滚而来

早就耳闻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有一个研究中国垃圾对策的专家叫王维平。日前，记者走访了这位专家，深深被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打动。

与共和国同龄的王维平目前不仅是高级工程师、区人大代表、项目评估专家，还是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维平教授说，垃圾可以说与人类伴生，“半坡遗址”就发现有专门消纳垃圾的坑。史料记载，汉代我国已有城市垃圾清扫、清运的专业工人。但是大规模、有组织的垃圾处理却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99年，我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产生1．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1998年，我国共有69．63万名专业城市环卫职工，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

然而，伴随着国营废品回收公司的萎缩，私人废品回收的兴起，据调查，1998年，在北京，从事垃圾废品拣拾、收购的外地人达8．2万，他们回收垃圾约100—200万吨，年直接收入11．2亿元，人均收入1．3万元。

开着车，从北京南三环路洋桥出发，一直向南，过了铁道，空气的味道变得有些刺鼻，从车窗向外望去，巨大的垃圾堆成了山，周围的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脏乎乎的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圈儿。

据悉，我国668座城市中，2／3被垃圾环带包围。以北京为例，1983年通过航空遥感发现，绕着三、四环路，占地50平方米以上的大垃圾堆有4700座；北京市一天内产生的垃圾就达7390吨，一年的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两个半景山。这些垃圾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

大垃圾堆产生了大量的甲烷、沼气，不但污染大气，甚至还可能爆炸伤人；

雨水冲刷垃圾后污水通过地表径流渗入地下，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

目前，北京丰台区和石景山区的垃圾正在往永定河的泄洪道上倾倒，一旦汛期来临，后果令人担忧；

垃圾还侵占了大量良田，1997年，全国因堆存垃圾已占地超过5亿平方米，折合75万亩。

王维平说垃圾中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各种固体废弃物混合在一起是垃圾，分选开就是资源。

据说，北京的垃圾是最肥的，昆仑饭店一天的垃圾回收后可卖1500—2000元，京广饭店的则可卖到8000—10000元。在北京以捡垃圾为生的人，一年总共可以从这些废物堆中刨出9．3个亿。

在垃圾成分中，金属、纸类、塑料、玻璃被视为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上述物质占总量的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应不低于33％。这样，在1998年北京的生活垃圾中，可直接回收物共89．9万吨，其中纸类37．49万吨，金属7万吨，玻璃22．42万吨，塑料22．99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未计入垃圾总量的废物可以回收利用，转化为新资源。

1989年，两个四川省巴中县的农民杜茂献、许继财来到北京拾垃圾生活。杜、许二人找到了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的王维平帮忙，希望能进入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处理场捡破烂。这有什么不合适呢？他们捡得越多，环卫局就越省事儿，因为垃圾的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不仅过程烦琐，而且投入巨大，收益却甚微，如果这些人能把垃圾都捡走，全部消化掉才好呢。王维平说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久，杜、许二人被通知获准去捡垃圾。立即，他俩便率领500多位家乡父老兄弟，兴冲冲地奔进了北京市最大的垃圾处理场。

10年后的今天，这批进京的捡垃圾大军已壮大到82000人，其中四川人约46000人，河南人约17000人，此外还有安徽、江苏、宁夏等地的。他们中间有3．1万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区收购废品，这部分人年收入1．5万元；有约两万人从宾馆、饭店收泔水，或从商场收废品，年收入1．2万元；约有2．1万人蹲守垃圾楼（北京已建成垃圾楼762座），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还有，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拾垃圾的约1500人，人均年收入8000—9000元。

拾荒大军的分工明确，据调查有13个“舵”，分成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获得的废品，经这些人集中分选后，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文安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废塑料集散市场；玻璃运往邯郸市的国营或私营玻璃厂；胶皮鞋底运往定州市；纸类运往保定造纸厂。他们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捡、运、销、加工一条龙体系。

如今，他们的领头人杜茂献已经改头换面，名片上印的是“北京市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不但手戴大金戒指，身着皮尔·卡丹西装，而且出入以轿车代步，成了不折不扣的“破烂王”。

1998年，全国建设垃圾处理场的费用达86亿，1999年这个数字突破了百亿。82000名靠垃圾吃饭的外地人，他们不仅每年从我们眼里的废物中捡走了9．3个亿，同时还将废物转化成为新的资源，在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对付垃圾的投入负担。

垃圾分类涉及资源回收利用的整个产业化链条的建立与完善，如果没有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总规模控制于一体的科学体系，空炒概念、一哄而上只能是劳民伤财。

垃圾资源回收利用是一个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兼而有之的产业，直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产业首先可以减少垃圾，避免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了兼顾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利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对垃圾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相关产业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已形成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称之为三R产业，即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但在国内，这方面还基本属于空白。

其实，我们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北京市从1953年就开始运作。解放初期，我们在勤俭治国方针的指导下，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废品回收网络。如北京市1965年的二环路以内，国营废品回收站就有2000多个。但进入80年代后，计划经济下的废品回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管理、税收、离退休负担等矛盾，这个行业严重地萎缩了。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回收站仅剩16个。

环保产业主要是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在于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节约多少资源。

环保产业直接经济效益低，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周期长，往往不具备速效、自发和直观的特征。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还需要政策支持、市场培育，以及公众理解配合和环境觉悟的铺垫。其效益评价方法也不能用传统理论和经济指标等解释。这个产业必须引入环境经济理论和环境会计的方法来评估，或者采用正在探索中的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估体系来评价考核。

垃圾专家王维平认为，现阶段城市垃圾产业包括两大部类：第Ⅰ部类为政府组织的“正规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过程。第Ⅱ部类为“拾荒大军”参与的产业，包括城市生活垃圾资源的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及再生品市场等。两大部类均包含较大规模的工程、技术、设备和劳动市场。

从垃圾总量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上升；从垃圾成份分析，垃圾成份中资源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不断为第Ⅱ部类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也增加了第Ⅰ部类的压力。以北京为例，1998年，第Ⅱ部类则处理了剩余的297万吨末端垃圾。

因此，我们在发展垃圾产业时，不能单纯地发展第Ⅰ部类，而应该大力发展第Ⅱ部类，以减少第Ⅰ部类的压力。

此外，王维平还提出了源头消减垃圾的方法，包括建立资源循环利用法，提倡集约生产和集约消费，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资源消耗，实施资源梯级开发利用，降低垃圾的产生量。

源头消减垃圾的方法很多，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在北京的生活垃圾中，包装物已占17％，并且在不断提高。经研究认为，通过限制过分包装和循环利用包装物等措施，可以减少垃圾产量7—8％，由此每年节省6500—8000万元垃圾费用。此外，推行“净菜进城”，有望减少垃圾产量约10％左右。